2018年6月10日，由《美术》杂志社与四川大学联合主办，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承办的“中国当代美术建设专题研讨会系列：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性”在四川大学美术馆举行。

格斗新玩法，极致火爆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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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一）

会议现场（二）

会议现场（三）

会议现场（四）

会议现场（五）

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书写当代视觉史诗已成为当代中国美术家的历史重任。主题性美术创作再次从艺术史中被唤醒，这一现象既让我们审视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现代性转型中现实主义美学思想的价值与意义，也使我们在审视中梳理与思考当下融汇了不同角度、观念和语言形式的创作新貌。显然，当下进行的主题性创作被赋予了诸多当代文化的审美特征，而有关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价值也成为中国美术理论探讨的重要命题。

黄宗贤教授主持会议

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曹萍致辞

中国美协理论研究处处长、研究馆员冯令刚先生致辞

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美术》杂志主编尚辉先生致辞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韩刚教授致欢迎辞

会议分为“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性与问题”、“中外主题性美术创作比较”与“20世纪以来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三个单元。来自国内美术界的2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一学术盛会，与会专家以不同视角重新审视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学术传统与当代价值，并对今天主题性美术的创作实践与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方向作了深入探讨。

会议第一场发言主题：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性与问题

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美术》杂志主编尚辉：重识主题性绘画的叙事特征与审美价值

面对着当下国内日益繁重的国家历史叙事的需求，主题性绘画创作已提升到国家层面的视觉史诗创作这样一种历史与艺术双重使命的高度，因而重识主题性绘画创作的艺术价值，探讨主题性绘画创作的艺术规律便成为解决与提高当代画家思想认识的关键。

本文认为，西方主题性绘画创作的衰落是从19世纪后半叶逐渐兴起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开始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不只是改变欧洲绘画从再现性到本体性的探索路径，而且，更深刻地显现了绘画创作从宏大历史叙事向个体的、自我的内在叙事转变。中国主题性创作的式微也与改革开放的现代当代艺术观念的建立密切相关。显然，对于主题性绘画当代价值的探讨，首先涉及的是对再现性绘画是否具备当代艺术价值的理论探索，其次则涉及情节性绘画是否具备绘画艺术的独特性。因为，机械或电子图像的泛滥让人们觉得再现性绘画已失去艺术存在的空间，情节性绘画是文学艺术的附庸。本文通过“人体造型在绘画叙事中的独特作用”、“将时间转化为平面化空间，一种独特的凝固的戏剧性情节表达”和“肖像式的性格、心理揭示与绘画性的多人物组合及场景再造”等角度，探讨了被现代主义艺术理论所忽视了的绘画艺术的叙事特征与审美价值。

作者认为，绘画艺术从产生那天起就肩负着叙事的审美使命，只不过这种叙事更具备不受时间束缚的绘画平面性展延的独特样态和规律罢了。作者还认为，不论哪种艺术，模仿性、再现性都是艺术的基本形态；抽象的、超验的都只是围绕着这种常态的短暂变体。就此而言，作为再现性绘画最典型显现的主题性绘画，也一定具备绘画艺术、社会与审美价值的恒久性。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林木：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回顾与前瞻

文章回顾了近十余年几次重大主题性创作的情况。由于国家层面的精心的组织和实施，一批优秀艺术家的参与，主题性创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由于主题性美术创作传统的薄弱，艺术市场的干扰和信仰的缺失，民族主义的衰落，以及历史研究的近距盲区，主题性创作也处于较为被动消极的状况。随着国家的强盛和民族自豪感的增加，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状态应该得到改善。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洋：图像叙事与艺术真实——当代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本体规律与焦点问题

本论题由当代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主题叙事与艺术表现的关系、“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两组问题展开讨论。本文认为，对主题内容的认知和感触是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构思与创作基础，但作为“主题”的内容却并不是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全部价值所在，艺术本体的第一性的价值核心永远根植于其艺术性。或者可以说，民族、国家、地域等集体主义叙事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同样可以在艺术价值的层面向深处发掘，史诗巨构或“命题作文”也同样可以、甚至更有利于在审美价值与艺术本体领域探寻精神的高度。其一，主题的宏大特质与现实的生动性，需要通过艺术家对于表现对象和现实生活的真切体察，做出个性化的构思和表现，历史现实由此得以与艺术语言交映生辉，迸发出真切而动人的力量。其二，相对于历史真实的绝对性、唯一性与客观性，艺术真实往往更趋向于意象化和感性，它在源自并附着于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需要完成进一步的加工和升华。其三，表现历史与社会现状的主题性创作应尊重历史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总体上必须依循历史事实，不能凭空臆造或任意改编，但具体上应努力发挥艺术的想象与创造性虚构，这就对于主题性美术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主题性绘画在“图写历史”的社会功能上有所显现的根据与原因。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研究处处长、研究馆员冯令刚：关于美术界主题性创作现状的调研

近些年，主题性美术创作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在创作力量上凝聚了当代中国美术界的实力作者，涵盖了美协、画院、院校、文化馆等单位。2017年，按照“塑造史诗品格，铸就美术高峰”的工作思路，中国美协对部分省区市重点美术院校、重要美术机构开展了主题性美术创作现状调研。本文试图以此次调研成果为案例，呈现主题性美术创作在全国各个地区的真实发展状貌，为调研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和不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解决办法。除了艺术创作实践层面，对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实施过程中的组织、协调、沟通、指导等工作在具体开展中的问题同样需要我们不断完善、更好地解决。改革开放直到今天，国家再次强调主题性创作，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需要。如何从美术创作本身的切入角度，探索新的语言表达方式，在呈现方式上赶超以往的主题性创作，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四川美术学院重大题材创研中心陈树中：新时代美术家的社会责任——由创作主题性油画所想到的

一、西方及中国传统主题性美术作品与时代的关联

（1）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基本概念，“主题性美术创作”最初是由俄文翻译过来的，指有情节的历史题材绘画和风俗画。“主题性”是音乐的概念，指核心旋律，即主旋律。延伸到当下的中国，是指围绕重大题材，紧扣时代脉搏，弘扬主旋律的作品。

（2）西方及中国主题性美术作品范例。阐述历史现实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阐述一般创作面貌与艺术家个性之间的关系，阐述主题性绘画与历史及时代的密切关系。（案例）

二、结合自身的主题性美术创作，谈所做、所思、所想

（1）《1934·于都·十送红军》（布面油画）260×720cm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2）《烽火长征路》系列架上连环画机构收藏

（3）《1935·中央红军转战贵州土城》（布面油画）180×240cm

（4）《打歌，歌唱布朗山下新家园》（布面油画）350×250cm国家《中华家园》主题创作项目

（5）《俱欢颜·安居》（布面油面）300x640cm文化部国家主题性创作顶目，正在创作中

（6）《野草滩，风情小镇》（布面油画）228×213cm国家艺术基金主题艺术创作项目

三、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思考

如何运用传统与当代绘画语言的融合，如何运用新视角和新材料创作，如何融合当代视觉元素进行主题件创作的拓展……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顾平：时代、人性与真情：“主题性美术创作”与当代艺术家的责任

“主题性美术创作”在20世纪中国一直是个恒定的话题，这与特定的文化生态有关。今天我们重提这一话题，意味特别。艺术发展到当下，我们对“主题性”认识已经远远超越了过去的“模式”，它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涵：首先，它仍然由新时代国家性质所决定，表现为不替代的“主旋律”特征，只不过“主旋律”的内涵更为丰富、视域更为宽广；作为艺术永恒的命题，它是直指“人性”的大题材，具有“史诗”般的魅力，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比及；作为艺术创作的一种方式，它应该而且必须是艺术家真情的流露与艺术真实的表达。

在市场经济主导社会进步的今天，艺术创作的“宏大叙事”显得格外重要！一个时代如果没有重要的作品诞生，说明这个时代没有最优秀的艺术家，没有为社会进步与人类文明“发声”的奉献者。在这些重要作品中，“主题性”占有绝对数量。由此，今天特别需要用“主题性”来引导创作者去讴歌时代、为国家担当、尽人类的责任！

“主题性美术创作”不能政治化，不是贴标签；“主题性美术创作”也不能强求思想的一致性与内容的相似性；“主题性美术创作”不能违背艺术规律，不能违背创造者真情，不能违背人性。我们要时刻警醒：“要用故事自然衍生出意义，而不能依赖搜罗故事为了意义服务！”

真正有时代责任感与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艺术家，只要他有良知并愿意为艺术践行，“主题性美术创作”必将成为他人生的目标与艺术创作事业成功的唯一追求！

西安美术学院科研创作处处长兼美术博物馆馆长朱尽晖：主题性美术的创作实践与艺术特征

主题性美术创作，围绕重大题材，深刻内涵，具有紧扣时代脉弘扬主旋律的特点。历史上的描写重大历史事件或现实的绘画，包括大部分的宗教绘画其实都是主题性创作。无论从历史知识储备、对题材涉及历史人物和事件史料的选择与理解、在构思、构图时对特定历史环境的想象力，以及再现历史真实感所需要的绘画技巧，对任何一个艺术家而言，都是全面文化素养和专业能力的综合考验。杰出的主题创作，标志着艺术家个人艺术的水平，同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美术创作的高度，体现着主流意识对艺术创作的支持和宽容度。本人从区域性主题性美术的创作实践为切入点，阐述并分析主题性美术创作的艺术特征。

上海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工：平易近人——论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一种倾向

本文讨论的是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中的主体意识问题，与当代性有关，但又不完全在当代性的范畴。或者说，本文着重讨论美术创作主体的当代意识。之所以强调“当代”，最重要的原因是将研究对象落在近三十年的时段内，即1989-2018年间，以区别于前十年（1979—1989）或前四十年（1949-1979）的美术创作，但无意将这两个时间段分别称之为“现代”或“当代”。近三十年中国美术创作中的现代性问题依然延续着，而当代性问题也已经出现，并有此消彼长的趋势，在主题性美术创作中同样如此。论现代性与当代性的关系，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学术界的意见分歧也比较大。

本文分四个部分，着重从具体的创作实例出发，分析其中的主体意识与观看策略，了解其观念的转换以及在创作方法上实验与创新的意义所在。

论创作主体如何走出“神话”的迷雾。所谓“神话”，指的是主题性美术创作中两种具有主导倾向的理论，即典型论与形式论。前者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论的范畴，后者在现代主义创作方法论的范畴。不可否认，二者都存在现代性问题，在中国现代美术创作中产生较大的影响，并有神魅化的倾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对典型论问题的再思考，主要反映在主题性美术创作领域，而对形式论问题的再思考，主要反映在实验性的前卫美术创作领域，但对主题性美术创作也有影响。

第二，论创作主体的自觉性观看。所谓“自觉”，指的是创作主体的自我意识觉醒，将观看的重心转移在作者，寻找自我观看的视角，突出个体性，其论述的重点还在于如何观看。观看，是视觉艺术研究中的一个概念，强调其“可见性”，并将其纳入到视觉思维的逻辑框架。20世纪早期西方的形式主义理论已经提出“可见性”问题，试图在作品形式之外剥离内容、主题、社会背景等外在因素，使艺术更为纯粹。但在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初，学术界对图像的关注度大幅提升，现实生活中的图像也借助各种媒介大肆流行，在艺术创作领域，视觉观看与图像及图像中的主题性也发生密切的联系。那么，讨论主题性美术创作中的主体观看，与其图像生成的关系也就凸显了。

第三，论艺术作品中主体形象的“反观”问题。所谓“反观”，指的是艺术作品中的主体形象被重新设定的一个观看角度，并不是说主体形象有自省的意识。这是一个反向性思维，实际上还是创作者通过主体形象的创作对自我的观照，也可以说是一面镜像。这与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理论中的反映论不同，那是强调用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是一个“他者”的形象，而拉康的镜像理论强调主体体验，以为艺术创作中的主体形象只不过是视觉上的虚像，能启发人的自我意识。在造型艺术中，主体形象的塑造是否也经历着从印象到影像的过程，是否也就是自我形观的一次心理投射？从这一问题出发，我们讨论艺术作品中的主体形象，就不限于形象的外观，可能就会涉及形象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及创作手法融合进入各种心理因素，促使形象获得某种新的品质。

第四，论双重视野下的艺术创作对话现场。所谓“现场”，指的是主体的在场，但不是单一的主体，包括作为主体性而存在的被激活的艺术形象本身，或者说是作为文本的主体而存在的艺术品本身。创作，就是在这双重视野下进行的一次对话，而作品产生之后投放到社会的公共空间，与观众同样也构成一次对话，不同的是主体变了，对话的方式也变了，内容也不一样了。这里，不存在着客体问题，因为对话是一种互动关系，但作品的主体性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即可讨论其话语结构的开放度。开放度愈大，对话的空间也就愈大，其意义的发散也就愈加活跃。

会议第二场发言主题：中外主题性美术创作比较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夏燕靖：决定性的瞬间需要有历史的眼光

题目的主题词“决定性的瞬间”，是转借英国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提出的关于捕捉影像瞬间概念的阐释用语。以此喻比美术创作对瞬间表达的重要性与特殊意义，尤其是作为主题性创作对抓取事件或人物发生前后的揭示功能，“捕捉瞬间”可谓是独特的方式或武器。甚至与影像瞬间表达相比，其捕捉瞬间的一种静态力量，有着更加深刻的寓意。捕捉就美术创作造型而言，是观察、抓取、经验和技巧的多重糅合，尽情演绎瞬间的魅力。

故我的发言，试图以历史眼光的线索，探讨历史瞬间的如何预判，从而发现瞬间，选择瞬间，并将瞬间捕获。这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涉及以历史的眼光，复刻传承千百年历史经典的抓取方式。除了瞬间造型定格外，还有衣饰、器具、环境，乃至面孔神情的真实复刻，以避免呆滞、空洞的形式化造型。或者用句艺术史探究的俗语说，致力于“考古”呈现，还原于艺术的写照，这一切艺术的表达均由此衍生发散而来。其二，借助对当代艺术失去边界的批判性剃刀作用，重新审视美术史的发展脉络，可以让画家知道自己的位置，而不会去重复无意义，抑或无革新的创作。诸如，从波德莱尔提出近代性概念（一半是短促、偶然、过渡；另一半是永恒性）入手，纠偏当代艺术家一味追逐偶然性的颓势，转而对艺术永恒性塑造的热情。其三，从现实主义正史中汲取塑造未来的力量，人物、情景、事件，总能确证出一个个有迹可循的角色，现实主义背后必然沉淀着脚踏实地的生命体验，沉淀着活的、热的心灵感悟。而中国观众对于现实主义的审美习惯一直都在，这是中国历史特有的投射，是照亮中国人民前行的旅途之光。当然，现实主义的创作，讲究兢兢业业的手艺，这也是战胜各种不确定的风潮，护送赤城创作之心逆流而上。其四，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主体是高校和研究院所，尤其是高校作为创作重镇，有老、中、青艺术家薪火传递，势必肩负着国家级主题性创作的排头兵。这就要有德性的自觉，也是艺术创作的自觉。高校中的艺术家能够直接带动和引领青年学生创作与探究的热情，这是一种导向。因为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要求有精湛的技艺，特别是驾驭宏大题材的“手上功夫”，如此方能做到历史的图证。“为时代造像，为人民丹青”如若技艺缺失，就是艺术家的失职。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支宇：科技征用与视觉震惊——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艺术认知方式的当代转换

20世纪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用视觉艺术独特的图像语言与审美表征方式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主题性美术创作与其他意识形态话语生产门类一样亟待与时俱进，进行审美认知与话语方式的调整与转换。

一、科技征用：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与视觉认知方式的时代变迁。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一日千里，新的科学成果与技术手段对主题性美术创作的艺术家提供了新的视觉经验与表现方式。事实上，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史表明，视觉艺术的发展一直依赖着一定时代的视觉设备与观看机械。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Crary）的《观察者的技术：论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蔡佩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与《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沈语冰等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两本学术著作有力地论述了人类艺术认知方式与视觉技术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长期以来，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者对新的科技成果有所吸收，但未从整体上讲依然停留在维米尔、库尔贝式现实主义“暗箱机制”的观看机制与表达方式上，未能从根本上把“科技征用”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发展路径与表达手段。

二、视觉震惊：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当代视觉经验的多种形态。

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所期待的“视觉震惊”截然不同于科学经验领域的“技术震撼”，也不同于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理论所提出的“景观”式震惊。“技术震撼”与“景观社会”带给感知主体的往往是认知对象在物理性因素，比如体量、材料和性质等方面的直接冲击和强烈刺激。而主题性美术创作中的“视觉震惊”则指向审美主体的主观感受与认知判断，是认知图像与价值理念在遭遇审美对象之后期待落空或不可思议的知觉经验。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Ranciere）在《美感论：艺术审美体制的世纪场景》（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回顾并论述了发生在从1764年的德累斯顿到1941年的纽约西方现代艺术发生的14个事件或时刻。从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可资中国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参考的多种当代“震惊”性视觉经验。第一，通过当代新材料、VR虚拟现实、MR混合现实和新媒介技术的运用，主题性美术创作获得某些审美感官上异乎寻常全新体验。第二，利用当代DNA基因图谱、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等科学发现揭示和创造出来的新奇异逻辑关系，让主题美术创作创造出让人认识心理学上觉得不可思议的视觉效果。第三，进一步基于当代科技进步打破艺术与科学、美学与生活，以及语言艺术、视觉艺术、听觉艺术诸艺术门类的界限，让主题性美术创作获得审美感知上的当代转型。

总之，本文的结论是，如果说“科技征用”是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艺术认知方式当代转换的逻辑前提与表征路径，那么，“视觉震惊”就是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艺术认知方式当代转换所需要抵达的审美目标与知觉效应。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后高远：历史与神学的象限——historia与文艺复兴的“历史画”理论

本论文是一个对前“历史画”理论及其对后世艺术创作实践指导作用的探讨。从阿尔伯蒂在15世纪上半叶提出的绘画和雕塑中的historia理论作为切入点和主要论述对象，着重论述historia与后世“历史画”理论的关系，以及historia与基督教绘画母题之间的矛盾与联系。试图还原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绘画传统表现的特殊面貌，以及16世纪初样式主义到早期巴洛克时代壁画表现的特殊性。这种从观念到媒介层面的挑战，使后世画家对阿尔伯蒂意义上的historia理论做出了适当的调整，从而创造出现代“历史画”理论的早期雏形。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梁舒涵：当代视域中的历史——中外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特征比较

新千年以降，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多部委联合主办并先后实施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两个重要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并随后举办了相应的主题展。对于这些项目和展览的价值梳理也随之成为近年来艺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现代意义上的主题性美术并非来自中国本土艺术传统，而是滥觞于1930年代以徐悲鸿等老一辈艺术家们对西方历史绘画的改造和实践，并通过历辈美术创作者的凝练与革新成为了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本文首先试图对“主题性美术”的概念进行考据，厘清这一概念与“主旋律美术”“叙事性美术”“情节性美术”或“历史画”之间的细微差异，从而确定主题性美术在东西方艺术传统中各自的所指范围。以此为依据，本文将在“历史画”（“主题性美术”在西方的最近对应范畴）和中国的主题性美术之间进行特征比较和价值分析，并剖析当前的主题性绘画对于当代视觉经验的借鉴和运用，从而指出主题性绘画在中国历史与文明的视觉化建构过程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和艺术价值。

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讲师、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后刘海平：历史画的当代发展可能

中国现代历史画的发展，从20世纪初开始，借助西方历史画的方法，运用中国画的材料和技法，表现中国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呈现出的是中国人的历史观。中国现代历史画的探索和创新，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1世纪以来，当代历史画的创作，面对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当代文化和历史事件，媒介化、均质化、信息化的传播和感知方式，相应地改变历史画的创作者和观看者对历史的参与、感受和记忆方式。从而使当代历史画的创作，也相应地走向新的局面。历史画在当代的发展，仍然应该以现实主义态度，在追求表现历史事件的物理上的真实之外，更需要表现真实的历史感情和历史历史感受，表现个人的、民族的历史记忆。由于对历史的认识，需要不断深入和调整，创作者的历史观也需要不断厘清和重建。在当代艺术的发展，不能回避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进行严肃思考和图像的表达。当代历史画的创作过程，也是对历史不断重新认识的过程，在当代形成新的历史记忆和感受的同时，历史画可以用图像清晰的表达出不断更新的历史观，和真实的历史感情。从而使当代历史画的创作，也成为创作者的历史观建立和图像化的过程。当代的历史画，也会以图像方式，再次进入历史，成为当代人历史观的表达和新的图像记忆。

会议第三场发言主题：20世纪以来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学术院长黄宗贤：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与中国现当代美术史的建构

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美术史，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出现了若干次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热潮。近十余年来，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对文化自觉、自信的倡扬，用艺术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文化主管部门和美术界非常关注的事情，因而对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助推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过怎样的发展历程，其占主导地位的缘由是什么，经典的重大题材美术作品的艺术魅力来自何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今后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健康良好地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与借鉴价值。本文就上述问题，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进程。中国现当代史上三次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热潮的兴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和价值取向。二是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与中国现代美术史建构。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最具思想含量、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的艺术作品主要是主题性创作。正因为如此，也使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美术史具有很强的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价值，有了独特的美学品格与艺术精神。三是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方位价值。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意旨；蕴含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情的融合；宏大叙事与艺术表达的融洽。

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冯民生：主题性绘画创作与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主题绘画创作的特点就是，突出艺术作品的题材、内容和主题思想。而主题思想往往体现国家意志、民族意识和思想，也体现审美趋向和普遍价值认同，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反映，因此，主题性绘画创作更能突出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思想、意志等精神价值，并用可视的艺术形式塑造者国家形象和民族风范，是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

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对内所体现的凝聚力和对外所体现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及其所迸发出的生命力。它往往反映为意识形态和文化等无形的力量，换言之，就是指制度、思想、精神、艺术、哲学等文化形式所产生的凝聚力、吸引力、生命力。而主题性绘画创作则以审美与情感为核心展开的思想表达、文化建构等国家民族形象塑造的物化形式。从绘画作品的审美特点和潜移默化的社会功能审视，主体性绘画创作既符合文化软实力的构成特点，又能集中体现国家意志，并很好地产生国际影响，体现文化精神，宣传国家形象，是文化软实力的充分体现。

从新中国绘画史看，主题性创作在抒写历史，表现社会现实，体现时代精神等方面不可替代，是中国美术史的核心部分和主要内容，它有着引领风尚、彰显我国文化精神的作用，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对外增强国际吸引力。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肜：中国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乡土叙事”的生态学转向

“乡土美术”是20世纪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和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乡土主题的美术创新受时代语境与“图像转向”的影响，其视觉叙事逻辑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性转变。中国乡土美术中历史元叙事的瓦解以后，中国当代乡土美术发生了一个从“意识形态”向“生态批评”的转向，从而产生了一种中国当代乡土美术的“新乡土语式”。具体而言，中国当代乡土美术不仅在主题上存在着几种可以区分出来的生态观念，而且还在视觉叙事的方式上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话语形态。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美术报》执行总编辑王平：历史题材主题美术创作的当代价值刍议——以“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为例

2004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工程启动，2009年该工程结项；2011年，“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启动，2016年该工程结项。组织这两次历史题材主题美术创作工程，是为中华文明计，为历史计，历史题材主题美术创作的当代价值有三个主要方面，即历史价值、时代价值、艺术价值。

一、历史价值：通过画家基于历史真实基础上创作的艺术真实，让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历史，并进而凝聚历史共识。

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可见历史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组织历史题材主题美术创作，是希望通过创作艺术真实，以期更全面、更充分地认识历史真实。

历史真实永远都是符合历史精神与历史规律的相对真实。历史题材主题美术创作的起点是基于这样的历史真实创造艺术真实。在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不能误导了观众的历史认识，相反，它应该有利于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历史观以及形成人们认识历史的全面原则。

二、时代价值：以当代人的精神观照历史，通过画笔让历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之源。

当前，中华民族呼唤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寻求精神能源，这种精神能源到哪里去找？从历史当中找，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时代需要我们的文艺创作提供民族史诗性这样的作品，因此，诸如“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这样的历史题材主题美术创作就是用画笔找寻中华精神能源的伟大行动，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事实上，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指向的是当代问题，而不是历史本身，也因此，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一定程度上讲，就是以当代人的精神观照历史，挖掘历史事件的时代感，着重其对现代生活的积极影响。

三、艺术价值：历史题材主题美术创作是中国美术发展逻辑之需要

某种角度来说，历史题材主题美术创作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在艺术上，否则历史照片就可以充当记录的作用了。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必须从艺术与历史两个角度去判断起优劣以及成败得失。

“建构中国美术风格、体现中国气派”是当前中国美术的时代课题。两次工程中的历史题材主题美术创作具体体现了这样的时代美术特征。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永强：主题性创作的历史方位及在中国艺术中的生命力

主题性创作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在广义上，一切创作皆为主题性创作，在这种情况下，“主题性”便显得是一个赘语，尤其在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创作者那里，这更是一个勿须讨论的事实。而在狭义上，主题性创作则是一个特定概念，即并非表达了一定主题的艺术作品皆可称为主题性创作，它特定地指接受一定意识形态主导、反映这种意识形态要求的创作，无论这种意识形态属于政治范畴还是宗教范畴。因此，主题性创作或可以说是一种命题创作，创作者必须围绕命题者所规定的主题方向，为表达和宣传某种意识形态而工作。

在现代主义艺术史写作范式诞生之前，不论中外，主题性创作一直以其狭义构成艺术史的主要叙事内容。因为人类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上，艺术家们服务于神庙、教堂、寺观或宫殿、陵墓、祠堂，他们按照委托人或保护人的意志来施展自己的才华，为表达先定的主题服务。这种关系直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制度的建立、艺术家成为自由职业者才被拆解。在西方始于十七、十八世纪独立艺术家的出现，而在中国宋元以降的准职业画家（如宋元部分文人画家，明吴门画派，清扬州画派、海派等）那里也见出萌芽的征兆。所以，主题性创作之盛衰，与赞助人制度的变迁密切相关，并通过艺术功能性的强化与削弱发生作用。不过即使是在商业制度下，艺术家所承袭的文化传统和所处在的当下社会文化思潮，总是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影响到其创作选择，从而使其创作不同程度地带有主题性色彩。

就中国近现代艺术史而言，主题性创作更有一层特殊意义。它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和制度创新的需求，一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的影响。在这两个因素或消或长的合力作用下，一部近现代中国艺术史便显得是一部主题性创作的历史，它立足于社会学语境，反映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节奏，表达了人民的呼声、历史的需要，贯穿了时代的主旋律。不论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革命现实主义艺术，还是八十年代以来的现当代艺术主流，概莫例外。这历史地揭示出，主题性创作在当代中国艺术中仍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屈波：1980年代主题性中国画的抒情面相

在20世纪中国新美术体系建构过程中，外来美术的本土化是一个讨论日久、实践颇多的议题。主题性美术是20世纪从欧洲引入并发展为中国美术有机组成部分的重要美术类型，其在植根中国本土的进程中，逐渐吸收、融入了中国本土美术的抒情传统。1980年代，中国画的主题性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叙事中加入了抒情，艺术家个人抒怀有机地融入到主题叙事中。周思聪、邢庆仁等艺术家的创作，不但突破了中国画主题性创作的既有格局，也对众多非主题性创作产生影响，从而参与并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画的变革潮流。在20世纪中国新美术体系建构过程中，外来美术的本土化是一个讨论日久、实践颇多的议题。主题性美术是20世纪从欧洲引入并发展为中国美术有机组成部分的重要美术类型，其在植根中国本土的进程中，逐渐吸收、融入了中国本土美术的抒情传统。1980年代，中国画的主题性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叙事中加入了抒情，艺术家个人抒怀有机地融入到主题叙事中。周思聪、邢庆仁等艺术家的创作，不但突破了中国画主题性创作的既有格局，也对众多非主题性创作产生影响，从而参与并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画的变革潮流。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赵成清：新中国美术史中的现代北京形象——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

主题性美术创作，在新中国美术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对于历史和革命题材尤为关注，倡导弘扬主旋律与社会主义价值观，表现时代脉搏。因此具有“当代性”的艺术话语权。

本文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围绕新中国美术史中的北京形象建构，表现了这一家国叙事的宏大主题。

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承载着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展现着中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文化创新的活力。天安门广场是新中国重大聚会场所，天安门城楼因此成为新中国的象征。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北京的视觉形象在美术作品中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其中关于天安门城楼或以天安门城楼为核心的天安门广场的美术作品，展现了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历史进程。

21世纪的今天，老北京仍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价值追寻和审美塑造的观念引导下，以天安门为核心的北京视觉形象还在不断地构建，它不仅仅是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焦点，还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中国走向伟大复兴之路的起点。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少虎：“平民史观”与“个体话语”——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价值建构

当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是一种与人类内在精神相关联的、特殊的“生命体验的表达”，它让人们在观察、反思或理论所不能企及的深度中揭示自身，并在真实性、客观性的基础上，折射出作者对历史发展的评估和价值判断。以当下的目光审视，以往主题性创作中的宏大叙事策略显然与唯物的“平民史观”毫无关联，正由于此，当代画家在创作中主动地改变了传统的史学套路，以平民视角看待历史变迁，并试图通过普通人的人际关系呈现出鲜活的历史情境。在注重个性风格的主题性绘画创作中，画家更多地考虑如何巧妙地将历史语言纳入到自己的言语表述系统中。这些创作带有明显的“个体话语”痕迹，个体的主观性存在于每个人对自我的瞬间感受中，人类所有的创造性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从个体对世界认知的独特角度赋予这些主题性绘画以新的意义。从诸多当代的主题性创作中不难看出，画家与自己笔下英雄人物的关系，已经从文革时期的“仰视”转回到“平视”。这些主题性创作，极大地拓展了美术创作的题材空间，使个体性的创造重新回归到人性本身。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设计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讲师刘丰果：论红军长征主题美术审美创构的变迁、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本文基于长征主题美术创作的图式，分别对长征主题中国画、油画、版画和纪念碑的创作历程进行描述。从典型事件的艺术再现、解构与重构的形式语言、场面宏观的精神取向三个方面对红军长征主题美术作品的形式分析，阐明了红军长征主题美术创构的发展历程，揭示长征主题美术创作在创作形态、创作语汇、创作内涵时代变迁，总结出红军长征主题美术创作图式的风骨美学及其当代价值。

红军长征主题的美术作品呈现出的纪念碑性及其形制的变迁、语汇创构的丰富，把中华民族传统的“风骨”美学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文化精神相结合，用当代的审美语言，不断建构着震人心魄、气势撼人的作品，这种美术作品不仅在时间上嵌合了过去、现在、未来，而且从高度上，为当代生活提供了精神的洗礼之处，为人们重新焕发出心中的澄明之光，提供了“具象”的审美空间，从而使红军长征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意义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历史时刻的场景再现，而是起到了重返精神家园的符号价值。这一价值，又在某种特定意义上使红军长征主题的历史内容得到了新的、具有时代价值的重构。